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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间中药铺发展起来的红军医院
来源:福建党史     发表日期:2018-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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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9年7月,红四军解放了我的家乡——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翻了身的才溪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组成了赤卫队和农民协会,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打土豪,分田地,压在人民头上几千年的封建主义大山,开始崩溃了!党的政策顺民心,红军处处为人民。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当时,我虽然年岁很小,但在这革命浪潮的推动下,也毅然投身革命,参加了工农红军。虽已事隔几十年,回想起来,昔日情景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

1929年冬,上杭县苏维埃政府为支援工农红军,命令才溪乡设立医务所。于是乡苏维埃决定,将本乡王赠接、王坤发父子经营的中药铺,改为才溪乡医务所。1931年春,才溪医务所又奉命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福建军区临时后方中医院,开始时设在庄背庙,后来又迁至癞古窝。王赠接父子无条件地把整个中药铺所有的药材、器皿,通通捐献给医院。这也是建院初期的全部家当。其实人手也是够“精干”的:院长王赠接、外科医师王坤发、内科医师吴锡福、司务长林金育、制药工邱森进、加上我和林金鉴两名看护员,满打满算共7个人。而这7个人里,除院长、内外科医生之外的几个人都是不懂医药且少不更事的孩子。虽然在医疗技术上我们也并非一无所有,外科医生王坤发的接骨术就是有些名气的。早在医务所成立之前,就常有慕名远道而来找王坤发接骨治伤的。但医院的总体条件实在是简陋。

上级赋予中医院的任务,是留治轻伤病员和向后方四都医院转送重伤病员。就凭我们这一套人马刀枪,是怎么完成任务的呢?除了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援以外,我们主观上就靠两条:一是一腔革命热情,有了它我们才能勇于实践;二是边干边学的劲头,有了它我们才能善于实践。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在福建军区任作战参谋的伍修权,就因作战负伤来我们这个小小的中医院住院治疗,并恢复了健康,重返前线。出院时他曾对我们医院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自到才溪医院,生活和情绪比较安定。医院里伤员不少,但管理非常有序。院长和医师工作很认真,亲自检查、治疗我的伤口。”

说我们的工作是认真的,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我们当时的物质条件却是十分困难的。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是从家里带着干粮来上班,而且工作服也是自备的。伤病员来了,有时竟无米下锅。就连伤病员吃饭的碗筷,也是从老乡家借来用的。解放了的才溪人民,热爱共产党,对待红军就像亲兄弟一样。每当医院接收了伤病员,乡亲们主动赶来送茶送饭。如果分派到谁家供饭,乡亲们总是把平日舍不得吃的东西拿出来给伤病员吃。住在医院附近的大娘、大嫂们常常是不用招呼自动地到医院来拆洗被褥、护理伤员、甚至端屎倒尿。至于分散到老乡家去的伤病员,饮食陪护房东一手包下来,从不计较任何报酬。当时红军作战频繁,生活艰苦,外地同志水土不服,病号很多。就在这收治任务重、医疗条件差的困难情况下,我们靠着苏区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完成了一批又一批伤病员的收治和转送任务。为此,曾多次受到军区的表扬。

有一次,我奉命和另一位女战友护送28名重伤员去四都后方医院,一路上亲身感受了苏区人民拥护革命、热爱红军的崇高精神。为了支援红军作战,苏区各乡都组建了纪律严明、组织严密的支前担架队、运输队,不分昼夜地工作,一有任务,召之即来。他们都是自备扁担、箩筐、竹竿做的担架,自带干粮。担架队是男子2人一副,女子4人一副,抬起伤员昼夜兼程,一站转一站,接力式地护送,三天路程,两天赶到。我真没想到这次任务竟如此干净利落地完成了。我还记得,当时经常由于敌情的变化,使一些伤员来不及向后方转移,于是便就近分散隐蔽到老乡家里去。遇有这种情况,乡亲们不但要承担起伤员的饮食、护理任务,而且要冒着巨大的风险保证伤员的安全。为此,为了掩护伤病员而家园被毁、亲人被害的事情是时有发生的。苏区人民为了支援红军,即使献出身家性命也是在所不惜的。

医院是在战争中不断壮大发展的。记得在攻打上杭的战斗中,两位红军女卫生员护送40多名伤员来到我们中医院。一下子接收这么多重伤员,是建院以来头一次。这一次尽管把我们忙得几天几夜合不上眼,可对我们来说,却是一次极好的锻炼和提高。两位女卫生员在这几天的看伤治病过程中,手把手地教会我们清创、止血、固定、包扎、换药等许多技术,并传授了不少医疗救护的知识,我们都亲切称呼她俩为“老师”。这次任务使我们增强了吃苦耐劳的精神,提高了医疗护理能力,为我们中医院后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32年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军区指示才溪临时中医院与白砂第二分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福建军区第二医院,院址迁往南阳黄蜡坑。从此,医院条件大为改观,增添了不少医疗设备,开设了内科、外科、手术室和中、西药房等等。编制和队伍也大有改善,如外科医师黄进一,是湖南医学院毕业生,这在当时简直就是高级专家。于是我院从此有了开展肢体手术的能力,从而使不少伤员的生命得以保全。不过那时治疗枪伤的西药极为宝贵,就连消毒用的石炭酸,包扎伤口用的纱布条也是奇缺的材料。记得那时谁若是不慎打破一支体温计,就会受到记大过的处分。对轻伤员,都是敷用中草药,消毒用盐水,伤病员住得也很分散。因此,医护人员的工作量很大。在此期间,我当上了换药组长,每天挎着个药篮子,带着一组人,起五更爬半夜地走村串户,逐个地给伤员换药。一天下来,腰酸腿疼,筋疲力尽。但那时的我们都很年轻,只要吃得饱睡得好,一觉醒来神清气爽,接着再干。看着经我们亲手治疗的革命战友,伤口逐日愈合,病情日渐好转,恢复健康重返前线,我们的心里油然产生胜利的喜悦。每当我们集合列队欢送归队伤病员的时候,特别是归队的战友喊着我们的名字说“再见”、“谢谢”的时候,我们就会忘却一切劳累,深感能为革命事业贡献一点力量而自豪。

就是这样从一间中药铺发展起来的红军医院,不仅完成了大量的伤病员救治任务,而且还培养出一批革命的白衣战士。这所医院的发展历程,无疑是无比艰辛的,但回忆起来却从来没有辛酸之感。相反,总是感到振奋,受到启迪。“兵民是胜利之本”,有了军队和人民的团结和进步,我们就是无往而不胜的。(摘自:《福建党史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