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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政权建设的历史经验——1933年毛泽东《才溪乡调查》的思想蕴含
发表日期:2017-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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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政权建设的历史经验

——1933年毛泽东《才溪乡调查》的思想蕴含

 

徐浩然

 

摘要:1933年,为了回答革命战争年代根据地要不要搞好经济社会建设,毛泽东写了著名的《才溪乡调查》,全文9000多字,蕴含了丰富的社会主义基层政权建设的思想元素。毛泽东对基层政权如何组织和动员群众、对多种经济协调发展的调查研究,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重温《才溪乡调查》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领导下的根据地建设,为创新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关键词:毛泽东 才溪乡调查 基层政权

作者徐浩然,中共中央党校科社教研部副教授(北京 100091

 

才溪,是闽西上杭县的一个乡镇,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曾经称其为“全苏区第一个光荣的模范”。[①]19704月,在首都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五一节”纪念晚会上,周恩来指示中央联络部负责同志:“今后外国兄弟党代表团和个人来华参观时,特别是一些尚在革命时期还未执政的党,多请他们到上杭古田、才溪去看看,看看我们当年艰苦环境下是怎样闹革命的。”[②]1933年,毛泽东继江西长冈乡调查之后,对才溪乡苏(乡级苏维埃政府)的建设进行了深入调查,写下著名的《才溪乡调查》,全文9000多字,蕴含了丰富的社会主义基层政权建设的思想。

 

一、写作背景和主要内容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十分看重才溪乡苏建设对于争取全中国胜利的战略意义。在《才溪乡调查》的文末,他表示要“使几千个乡都如同长冈、才溪、石水一样,成为争取全中国胜利的坚强的前进阵地。”[③]

(一)为什么写

首先,为了回答中共领导下的根据地要不要搞好经济社会建设。19303月,闽西苏维埃政府和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先后成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由小到大、由点到面地蓬勃发展。随着中共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快速发展,国民党方面十分恐慌,对苏区发动了规模一次比一次大的军事“围剿”,特别是1933年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调集了100万军队,并首先以50万兵力进攻中央苏区。1933年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入中央苏区,当时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更广泛深入地蔓延。“左”倾教条主义者认为“革命战争已经忙不了,哪里还有闲工夫去做经济方面的建设工作,因此见到谁谈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④]“左”倾教条主义者完全把革命战争与经济建设、改善群众生活对立起来;而毛泽东认为,“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地开展我们军事上的进攻,给敌人‘围剿’以有力的打击;才能使我们有力量去扩大红军,把我们的战线开展到几千里路的地方去,使我们的红军毫无顾虑地在将来顺利的条件下去打南昌,打九江,使我们的红军减少自己找给养这一部分工作,专心一意去打敌人;也才能使我们的广大群众得到生活上相当的满足,而更高兴地去当红军,去做各项革命工作。”[⑤]为了驳斥和纠正“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回答“根据地建设有没有必要?有没有可能?怎样建设农革命根据地?”等问题,毛泽东积极寻找“活的榜样”。在中央苏区时期,才溪在政权建设、扩大红军、发展经济等方面的典型事迹频繁地被《红色中华》报道,这个把落后的农村建设成了先进的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事实正好吸引了毛泽东。

其次,为了深入总结复杂形势下中共在苏区的执政经验。1933813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计划在1211日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经过近两年的发展,苏区各方面建设迅猛发展。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苏维埃所处的环境,同过去有许多不同了,它有了广大的领土,有了广大的群众,有了坚强的红军,它已经将许多散漫的力量集中起来,它已经组织成为一个国家,这就是我们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国家已经有他的地方与中央组织,已经建立临时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是一个集中的权利机关,它依靠着广大的民众,依靠着民众的武装力量——红军。”[⑥]全国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就是要总结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苏区执政两年来的斗争经验,根据地建设发展经验,以粉碎国民党军事“围剿”和打破经济封锁,进一步巩固苏维埃政权,以维护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作为中国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为筹备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专程来到才溪总结先进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经验,用来指导全苏区的根据地建设。毛泽东经过10多天调查所形成的《才溪乡调查》(当时为《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该册子成为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的学习材料,毛泽东还把才溪的例子运用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

(二)写了什么

193311月,毛泽东在才溪区苏维埃政府,召开了各种类型的调查会,有区乡苏干部会、工人代表、贫农代表、耕田队长等各种类型的调查会,详细了解了才溪政权建设、扩红支前、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等情况。开会之余,毛泽东深入农民家中和田间地头调查访问,广泛接触各阶层的群众。为了了解真实的民情民意毛泽东还走家串户,慰问红军烈士林俊的家属,深入到外出干部王兴旺家里访问,关心他们生产、生活,了解他们的愿望和要求。

经过10多天的调查,毛泽东写下《才溪乡调查》,主要有七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才溪的行政区划,当时的才溪分8个乡,大约有4900多人;二是关于才溪的乡苏代表会议,涉及代表数、代表团、代表与居民的关系、代表的政治表现、代表的调动与补选、女代表问题;三是关于选举过程(此次选举),毛泽东研究了选举的人员、选举的准备和步骤;四是关于乡苏下的委员会,主要是委员会的基本构成和运行;五是关于扩大红军,总结了才溪扩红的基本做法;六是关于经济生活,占据全文一半的篇幅,毛泽东对才溪的劳动力问题、消费合作社、犁牛合作社、群众日常生活、物价、经济公债等进行了高屋建瓴的评述;七是关于文化教育,介绍了一些典型的方式、方法。

 

二、有关社会主义基层政权建设的思想元素

 

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是中共建立人民政权的探索和尝试,尽管这个政权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但为后来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也培养了大批领导骨干和管理人才。毛泽东有关社会主义基层政权建设的思想元素,在《才溪乡调查》中有所展现,值得学习揣摩。

(一)运用民主化的方式,将基层民众像网一样组织起来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在结构松散的乡村建立起来具有强大动员能力的工农民主政权,这一事实令国民党方面为之折服。抗战开始,谢觉哉与国民党方面接触后写下一段日记:“到警署晤马志超局长。马参加过剿共,很惊异苏区群众组织,他们派的侦探,不能进入苏区五里路。”[⑦]那么,中共何以生成这样的本领?其中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通过代表会议的民主化运作,对群众进行有效的组织和改造。才溪乡苏为能及时听到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确保乡苏工作顺利还实行了代表主任制度、代表巡视与报告制度、建立执行各种工作的委员会。毛泽东认为“村的代表主任制度及代表与居民发生固定关系的办法,是苏维埃组织与领导方面的一大进步“,并指出“将乡的全境划分为若干村,依靠于民众自己的乡苏代表及村的委员与民众团体在村的领导下,使全村民众象网一样组织于苏维埃之下,去执行苏维埃的一切工作任务,这是苏维埃制度优胜于历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一个地方。”[⑧]才溪乡苏的代表会议制度是一种间接民主,它保证了苏维埃政权真正掌握在工农兵手里,充分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精神。

(二)健全制度体系,提升基层政权的治理水平

从理论上讲,健全制度体系就是要增加组织机构的密度,将各种类型的组织机构嵌入共同体网络,这是提升制度化程度的重要标志。[⑨]在才溪乡苏之下,为了组织好各种工作,设立了专门的工作委员会,譬如拥护红军、优待红军家属、查田、选举、土地、劳动、山林、逃兵归队等多个委员会。这些委员会作为乡苏的执行组织,辅助乡苏行使管理职能。毛泽东通过调查认为“乡苏维埃下许多委员会的组织及其领导,成为乡苏工作的重要一部分,在才溪乡再一次证明了。中央政府已经采纳各地的经验,规定到地方苏维埃组织法里面。那里规定乡的委员会可以组织经常的与临时的共二十余个,依照各地工作情况,可以适当地给以增减……这一制度的明确的统一的建立,将使苏维埃与民众的关系更加密切,将使一切苏维埃工作的执行得着雄厚的力量。”[⑩]毛泽东通过才溪乡调查发现,单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组织法中规定的省、县、区、乡四级制度是不够的,应该根据实际扩大为五级及村一级。所以,他在《才溪乡调查》中指出“乡的中心在村,故村的组织与领导成为极应注意的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村亦应建立某些重要工作的委员会(各种有广大会员的民众团体,同样应建立他们的村的领导机关)。因为如果只有乡的委员会,在有一千人上下的广大居民的乡,是无法周密地进行工作的。许多村的委员会的建立,即可保证这一点。”[11]才溪乡苏健全的制度体系,理顺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提升了基层政权的治理水平。

(三)促进多种经济协调发展,着力改善民众的生活水平

对于农村革命根据地来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农业和繁荣商贸。当时,中央苏区主要面临两个困难:一是因为青壮年大部分参加了红军,劳动力比较匮乏;二是由于国民党实施经济封锁,苏区的军用和民需商品较为短缺。为了应对挑战,中央苏区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农业第一位及各种经济协调发展”。[12]在指导思想的引领下,才溪群众自己建立起来“劳动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的组织,组织了全乡的经济生活,经济上的组织性进到了很高的程度,成为全苏区第一个光荣的模范。”[13]由于才溪各种类型经济组织的发展壮大,一方面通过劳动合作社克服了劳动力匮乏的困难,积极调动妇女生产积极性,稳步提升农业发展水平以确保苏区军民粮食和生产原料的供应;另一方面积极探索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等经济模式,打破了国民党经济封锁,确保苏区日常物资和粮食的稳定流通。通过各种经济组织整合有限的资源,有效抵制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尽管当时才溪有80%的青壮年男子外出当红军,但是才溪的农业生产水平(1932年)超过了暴动前的10%。由于生产水平提高,群众的生活得到了明显改善。毛泽东观察到:暴动前贫农雇农平均每年只有三个月吃米饭,其余九个月均是吃杂粮;现在,有了六个月的米饭吃,配合六个月的杂粮,一年就够了。以每餐说,暴动前不能吃饱,现在能吃饱了。总之,吃饭改善了百分之一百。[14]

(四)拓宽各种渠道,积极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封建社会的教育只是少部分人的专利,工农群众长期与文化教育绝缘。国民党统治下的才溪山区,文化教育更是落后,多数群众“扁担跌落地,不知是一字”,90%以上的农民都不识字。1929917日,西三区(即才溪区)苏维埃政府成立,相应的设立了文化建设委员会;同年10月初,上杭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代表会议的提案中,对文化教育建设问题提出了七项议案,要求:“各区乡应办高级列宁小学,招收男女学生,学杂费豁免,并由政府给予书籍;县政府应尽快开办列宁师范,培养师资,经费由政府筹备;各区设讲演台一所,至少五天讲演一次,各处尽量演白话剧;组织文化建设委员会,保护学校和邮局,开办成年补习夜校。”[15]才溪的文化教育事业,形式是十分多样的,有日学、夜学、识字班、读报团、识字牌、俱乐部、墙报等。才溪的文化教育事业不是政府单方面行为,另外还发动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俱乐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它“能利用各种各样的教育方法,直接或间接来教育广大群众;他能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来动员广大群众;它能利用群众自己来教育自己。所以它在教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16]

(五)重视拥军优属,建立和巩固新型的军民关系

据毛泽东在《才溪乡调查》中指出:“上才溪全部青壮年男子(十六岁至五十五岁)554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485人,占88%。下才溪全部青壮年男子765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533人,也占了70%。”[17]19341月,在全国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特别表扬了才溪的扩大红军工作,他说:“江西的长冈乡、福建的才溪乡,扩大红军多的很呀!长冈乡青壮年男女百个人中有80个当红军去了,才溪乡百个人中有88个当红军去了。”[18]为什么才溪有那么多人参加红军?这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他在《才溪乡调查》总结说:“大数量地动员群众去当红军,依靠于:(一)政治上的充分宣传鼓动,废弃一切强迫的办法;(二)充分地优待红军家属;(三)健全的编制与训练地方武装。而优待红军家属,是群众欢喜去且安心留在红军部队的一个根本工作,长冈乡、才溪乡的经验,给我们完全证明了。”[19]实际上,当年在扩红运动的初始,苏区群众参军的热情并不是很高。中共建立起来的新型军民关系不是僵化的雇佣关系,而主要通过“拥军优属”争取民心。中央苏区新的婚姻条例促进了男女平等,同时基层党团支部还动员妇女参与乡苏事务,于是她们都积极踊跃地支持青壮年男子参加红军,这极大地推动了扩红运动的发展。

 

三、引申的几点结论

 

20143月下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同志在毛泽东才溪乡调查旧址考察和座谈时,特别提出了“我们今天怎么来继承和发扬毛泽东调查研究的精神和作风”的问题。[20]

(一)社会主义基层政权建设必须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

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本特点是城乡二元分立,基层社会比较封闭,实行的是一种“官督绅办”的治理体制,王权及官府通过亦官亦民的乡里组织和乡土士绅对基层社会实施管控。近代以后,科举制度废除,割断了乡绅入仕的路径,部分乡绅从传统的“社会精英”蜕变为土豪劣绅,横行乡里,这加剧了基层社会的矛盾。才溪建立乡苏维埃政府以前,占人口总数6%的地主、富农垄断了70%的耕地,而94%的农民只拥有30%的耕地,贫富两极分化严重。中共进入才溪乡之后,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建立自己的政权?正如《共产党宣言》明确的立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才溪乡苏正是通过民主化的方式,将广大农民动员起来,推翻了原来的基层治理体制。换言之,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政权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而原来固化的基层治理体制之所以被中共打破,主要原因也是土豪劣绅与大多数民众形成了贫富对立。尽管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不能对贫富矛盾背后的主观原因做简单的道德审判,但必须承认的是,贫富两极分化已经打破了社会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结构性平衡,这就触及了社会公正的底线。历史告诉我们,巩固社会主义基层政权必须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而依靠的凭借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二)有效组织和动员群众是社会主义基层政权建设的关键环节

毛泽东说过:“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在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21]从《才溪乡调查》的分析可以看出,如果缺乏有效的组织动员,基层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被调动起来的。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在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发过一篇文章——《选举运动的好模范》,他表扬“才溪选举的确是做到了由党团政府以及工会群众革命团体等组织上大规模动员,发动了广大工农群众热烈参加选举,配合战争动员,真正是工农选举,是我们选举的模范”。[22]才溪乡苏在选举前,选举委员会充分地普及选举运动的宣传,制作标语、小册子、画报等,组织宣传队到各乡村做挨户宣传,白天讲演,夜间演戏。通过广动员和深入宣传,才溪群众普遍明白了选举是为着推选能代表群众谋福利的代表去行使属于劳苦群众的政权。才溪的经验事实表明,社会主义基层政权建设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只有将基层群众组织和动员起来,基层党团组织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并使之与群众联系更紧密,使政权建设与革命战争、群众生活的需要完全配合起来。

(三)根据地建设为创新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积累了历史经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经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长期积淀下来的果实,它从历史走来,并且随着历史的发展进步而不断完善。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总体框架看,除了生态文明方面,其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制度特点都可以从《才溪乡调查》中看到原初的胚胎或印痕。诸如代表会议制度、代表主任制度、代表巡视与报告制度、集体经济制度、社会组织制度、文化教育制度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具备的制度优势,是经历史选择而沉淀下来的,它的原初制度形态在动员群众、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今天,创新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回到社会主义制度变迁的起点,对中共领导下的根据地建设形成新的经验认知和理论分析。

 



[] 毛泽东:《才溪乡调查》,《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0页。

[] 参见福建上杭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上杭文史资料》第23辑,199810月,第125页。

[] 毛泽东:《才溪乡调查》,《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0页。

[] 毛泽东:《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页。

[] 毛泽东:《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页。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00页。

[] 转引自黄道炫:《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59页。

[] 毛泽东:《才溪乡调查》,《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5页。

[](美)W理查德斯科特:《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3页。

[] 毛泽东:《才溪乡调查》,《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8页。

[11] 毛泽东:《才溪乡调查》,《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8页。

[12] 张侃、徐长春:《中央苏区财政经济史》,厦门大学出版社,第315页。

[13] 毛泽东:《才溪乡调查》,《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0页。

[14] 毛泽东:《才溪乡调查》,《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5-336页。

[15] 傅柒生、黄春开、赖文燕:《才溪乡调查》,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103页。

[16] 中央教育部编:《俱乐部的组织和工作纲要》,19336月。

[17] 毛泽东:《才溪乡调查》,《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9页。

[18] 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页。

[19] 毛泽东:《才溪乡调查》,《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9页。

[20] 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毛泽东才溪乡调查的四个基本问题》,《福建党史月刊》2014年。

[2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139页。

[22] 张鼎丞:《选举运动的好模范》,《红色中华》19331120,第127期,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