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红色研究
铁骨铮铮捍初心——读《上海二十四年》有感
发表日期:2017-09-25
【字体大小: 】  [打印] [收藏] [关闭]

铁骨铮铮捍初心

——读《上海二十四年》有感

广敏

 

编者按

《上海二十四年》,是继《我的文革岁月》之后,陈丕显之子陈小津撰写的又一部力作,能让人触摸到老一辈革命家超越苦难与宿命的精神伟力和保有初心与本真的人格魅力。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广敏就此写下《铁骨铮铮捍初心——读〈上海二十四年〉有感》一文,市委书记李德金批示要求全文刊登这篇好文章、好书评,并将《上海二十四年》一书推介给闽西人民。

 

  《上海二十四年》,是继《我的文革岁月》之后,陈小津先生撰写的又一部力作。该书选取一个特定的时间段来记录上海风云变幻中的历史大事件,通过珍贵的历史回忆录,真实呈现周恩来、陈毅、陈丕显、曹荻秋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党和国家非常特殊、非常困难历史时期鲜为人知的往事。

  特殊的家庭背景经历,使得作者能以独特的“资源”与独特的视角,宏观地把握历史全貌,准确地再现社会百象。作者以见证者身份,全景书写历史激流中的国运民瘼,披露当年残酷斗争和莫须有问罪,给国家带来沉重灾难和损失,给个人带来的巨大折磨与悲愤;以白描式春秋笔法,客观反映了经济社会曲折发展进程,充满历史忧思和反省意识。

  陈小津的父亲陈丕显,是中共党史上有名的“红小鬼”,曾任共青团中央儿童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务副委员长等职。陈丕显从1952年到上海工作,到1975年调离上海,在这片土地上度过了24个春秋。从35岁到59岁,既是陈丕显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又是一生中最艰难的岁月。作为上海市委负责同志,陈丕显身处解放初期旧上海砸烂“大染缸”、收拾“乱摊子”的最前沿,建设初期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大跃进”兴起与波折的最末梢,整风运动、城乡“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风暴的最中心,最后因与“四人帮”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身陷囹圄达八年之久。“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门庭开阔,江山常在掌中看”。24年颠簸动荡,24年起落沉浮,历经污泥浊水荡涤,暴风骤雨抽打,惊涛骇浪迫击,检验了一个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铮铮铁骨,展示了一个共产党人无私无畏的道德情操,捍卫了一个共产党人为党立命、为民请愿的初心。

  执政之要民心为本。执政与管理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技巧。但万变不离其宗,攻心为先,民心为上,得民心者得天下。正是陈毅、陈丕显等所谓的“土包子”共产党人,深谙其道,以得民心为标准,在“上海滩”立住了阵脚。

  刚刚结束兵荒马乱头几年,百废待兴的上海开始了一场新的特殊的战斗。从土改、禁毒、禁赌、改造妓女,废除封建把头,到“三反”“五反”,处理大东烟厂风波、梅芳庭事件以及处置《解放日报》事件,市委市政府推出任何政策与举措都优先考虑市民与社会各界的承受、接受能力。在此过程中,如何实现遏恶扬善,有保有压,合情合理,善始善终,人生向背都是作为第一考量。由于运动与行动的张弛有度、进退有据、“武戏文唱”,上海市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了人们向往已久的国泰民安、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新气象,恢复建立正常的经济秩序,从而进一步密切了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

  伴随高歌猛进,也出现了一些不关心群众疾苦,不接受群众批评的现象。大东烟厂劳资风波暴露了工作人员严重的官僚主义倾向;梅芳庭事件更揭示了一些领导居功自傲、高高在上的一面,陈丕显与市委一班人以这些事件为契机,整顿作风,整肃纪律。市委创办了夜党校,对领导干部进行为人民服务宗旨思想教育,强化公仆意识。

  陈丕显说:“共产党员是人民的勤务员,不是人民的老爷。如果我们的党员干部不关心群众的要求、疾苦,就不够党员的标准”。

  管理之计建设为先。“不能‘扛了红旗,饿了肚皮’”,陈丕显用这句大白话讲述了这样一个大道理——吃不饱穿不暖,哪来长治久安?没有经济建设,哪来进步发展?

  1952年党中央制定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明确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国之大计。当时上海资本体量约占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一半,举足轻重。陈丕显很注重推进技术革新,培育了上海志成兴钢铁制品厂“一把剪刀闹革命”典型;陈丕显十分强调要科学规划建设,在推进卫星城建设时,他幽默地指出:“闵行一条街住宅商店的外形可不能都推成平头,搞成一个模式啊!”在公社化运动中,陈丕显坚持倡导发展养猪方针由“公养为主”调整为“私养为主”,调动了社员养猪的积极性,因而获得“猪书记”的称号;在向“高、精、尖”进军中,陈丕显想大局之所想,亲自兼任市委科技领导小组组长,推动我国第一台自造发电机、万吨水压机和12米回旋加速器等在上海问世。

  1956年上海工业总产值就曾突破108亿元,提前一年零三个月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任务。尽管大跃进,失大于得,但在此期间,上海初步形成了生产门类比较齐全的冶金工业基地,建成了一批骨干企业,建设了一批卫星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上海上缴中央的税收占全国财政的六分之一。上海还输送出大批熟练工人和技术人才,支援国家的重点建设和边疆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洪流中,上海起到了“排头兵”、“领头羊”的作用,陈丕显参与其中,功不可没。

  为人之道骨气为根。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纵览全书,陈丕显敢于坚持原则,敢于直面问题,敢于说真话的“三敢”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中央领导和兄弟省市的主要领导都一一作自我评价,上海市委某人却始终保持缄默,不作检讨。此时,陈丕显勇敢地站出来,代表市委书记处在上海组全体会议上作了检查:“市委在团结上有严重缺陷,首先是由于我在团结工作上有严重缺陷。”关键时刻,他敢于担当,决不推卸责任。

  1960年,陈丕显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福建老家,面对家乡的浮夸风,目睹乡亲们的窘境,他不惧“反对三面红旗”、“反对大跃进”的帽子,直言规箴痛切呼吁,把老家的真实情况向福建省委作了详细反映并向中央作了书面报告。后来,这也成了他配合彭德怀“向党猖狂进攻”的“罪状”之一。

  1965年,陈丕显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会上说:“不能说形势很好,而大多数干部都变坏,这个烂掉了,那个烂掉了,这里非常严重,那里非常严重。应坚定地相信,干部中绝大多数人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在险恶形势下,他坚持原则,义无反顾地肯定与保护了大多数。后来,这也成了他包庇“走资派”的把柄。

  1966年,陈丕显从电台广播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起,就感到不对头:“我不赞成这张大字报”。这被人告到张春桥那里,后来成为他反对“文革”的一条罪状。对张春桥在安亭事件、康平路事件中的卑劣行径,陈丕显在电话中不客气责问陈伯达:“你们给张春桥多大权?……”后来,这都成为他“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状。

  忘却恐惧讲真话,抛开私利道实情,貌似简单,却需要做事的大格局,做人的大气魄。

  圣茨伯里说:“历史家可以说谎,但是历史不行”,不论恶人怎样瞒天过海、阴险狡诈、胡作非为、丧尽天良,最终都将接受历史的审判。也只有还原历史真相,才能使那么多被百般折磨、含冤而死的人在天之灵得以告慰。看了《上海二十四年》,心情颇为沉重。该书披露陈丕显与潘汉年、杨帆共事的一些史料。潘汉年、杨帆本是对党有重大贡献的功臣,竟然背了“内奸”的罪名,精神和肉体受到百般折磨,潘汉年含冤而死、杨帆被折磨得精神失常。这是历史的颠倒,也是社会的悲剧。陈丕显曾说,“讲起杨帆,我心里就难过,怎么会造成这样的冤案呢?”好在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为潘汉年、杨帆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历史绝非儿戏,公道自在人心,正义从来不会缺席。

当然,回望岁月,还原历史,不是为了沉迷往事,不是为了体验辛酸,而是为了避免“少知而迷,不知而盲”的历史陷阱,为了寻找可供传承的红色基因、可耀前路的思想灯塔。《上海二十四年》,不是一部简单的分年史传,而是历史大背景下、大事件背后的活教材,它牵引我们拂去历史的烟尘,触摸老一辈革命家超越苦难与宿命的精神伟力和保有初心与本真的人格魅力。

 

(本文作者系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