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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古田(作者:谢春池)
发表日期:2013-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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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春池

  由于少年时代对革命的崇拜以及对老区的向往,加之对领袖的个人迷信,可以不去上山下乡的家中独于子的我,毅然于1969年6月2日奔赴闽西的上杭湖洋插队落户。那时,对上杭非常陌生,从未到过的那块土地,却有一个非常吸引我的地方,那就是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古田。如我这么一个初中二年级学生,对中共党史懂得可谓少之又少,加上当时教科书的某些编造或篡改,更不可能了解真正的史实。然而,凭我稚浅的心灵去测量,我觉得那里是一片浩瀚的大洋,沉下去会获得许多珍贵的宝藏。

  古田是革命圣地。革命圣地在中国有过一段辉煌,“文革”中达到声誉盛隆的峰颠时期,至上世纪90年代则渐渐冷落,从被瞻仰的中心,移到被游览的边缘,近几年略有些升温。革命圣地从被亿万民众顶礼膜拜的狂热状态,至几近成为被遗忘的地方,又到了红色之旅的开辟,应该说:从一个不正常走向另一个不正常,终于回到正常。让那些热爱革命圣地的人和愿意去的人,高兴地去朝圣或游览;同时,也不强迫那些不热爱的人和不想去的人去朝圣或游览。中国社会确实进步了,中国人也自由了许多。当年中国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难道为的不正是社会进步和人的自由吗?35年前18岁的我,根本不懂得这个道理,只知道“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因此,古田在我心中无比崇高无比神圣。

  到了湖洋不久,我就想前往古田朝圣,却一直没机会成行。很羡慕在古田插队的厦门知青,我的几个好朋友如林祁、苏晓明也在那里,以为他们与古田会址朝夕相伴很幸福,后来我到他们那里做客,才发现并非如此,不过自豪感还是有的。传闻他们中有军人的儿子,红色情绪过浓,居然夜里翻墙入旧址,将陈列于展厅的当年红四军军旗盗走,并且裁为数块,每人分得一块珍藏。

  插队一年零两个月后的1970年8月,我从蛟洋沿着当年红军走过的山路,向古田进发。这年9月9日作《访古田会址过蚊洋)一诗:  “秋风八月稻花香,为访圣地过蛟洋。举首文昌阁前景,低头竹岭陌上霜。小亭往昔留红墨,村壁今朝咏雄章。踏过板桥觅去路,当年足迹印八方。”这天,我还另作一诗《到古田》:“翻山涉水到古田。远眺红旗飘云天。新辈丹心欲掏尽,老区赤炬犹重燃。涛涛松岭千层浪,叠叠梯田万重烟。夹道热风绕翠柏,瞻仰会址激情添。”记得“古田会议永放光芒”那八个鲜红大宇还未竖起来,会址的两扇木门紧闭,我趴在门缝往里瞧,什么也没有看到,心里很不甘愿,难道就这么白跑一趟?于是,绕着会址缓缓地走了一圈,心想:我还会再来的。除了作为会址的那一座祠堂建筑的外表给我留下印象,其他的皆一无所获。

  三年后的1973年10月,我第二次来到古田,当日作《重访古田会址》,诗云:“雨中乘车到古田,金黄秋色染山川。高杉挺梢云天外,幼柏扎根会址边。辨识风云构新画,皈依马列扫旧颜。且临革命源头站,笑看饕蚊化灰烟。”几天后,我写作《古田会址诗抄》  (8首),  “下车——扑进古田的怀抱;迈步——奔在会址的大道。两旁柏树多葱茏,叫我停住脚,三年不见——啊,都长高了!//瞧!承受会址阳光照,棵棵挺着腰;长在红色的土壤里,棵棵根扎牢。//无限敬意油然起,忽听身后歌声飘,回头看,是插队青年收工归,肩扛银锄多自豪。//我忙迎上前,久别重逢满怀笑,大手握大手,敞情滚如潮。//是啊!是啊!三年不见了——你们和柏树一起,茁壮成长不动摇。”  《柏树长高了》为第一首。其余7首《会场抒情》、  《写在烤火的地方》、  《钟》、  《毛主席的办公室》、  《红军桥》、  《访老墟场》、  《古田会址颂》等诗作比起《柏树长高了》更差。我多么虔诚,内心的感受也是真实的,却写出如此缺乏艺术的诗作,很多年里一直这样,也在很多年里百思不得其解。第二次古田之行,是我第一次置身于中国革命的旧址之中,也是第一次与闽西革命史这样近距离地接触,一种历史的沧桑感在我心中产生,遗憾的是我只注重与“革命”和毛泽东有关的方面,其他一概忽略。对于一个还不会独立思考只会盲从的青年,他还能怎样呢?

  在闽西插队的厦门知青中涌现了一批诗歌作者,和我一样,他们也写了一批革命历史题材的诗歌,最早发表的是朱家麟的《汀江畔》  (二首) (《福建文艺》1974年第1期),影响最大的则是陈志铭,他的组诗《写在古田会议纪念馆里》,六题咏物,堪称那时闽省革命历史题材诗歌的上乘之作。这些诗作都收入了闽西民歌诗歌选《伟大的进军》,此书1976年2月由龙岩地区文化局编印,书名取自收入该书的我的一首长诗的题目。此前的1975年9月,该局已编印了闽西小说散文选《映山红》。二书的出版使闽西文坛为杜会各界关注,闽西文学作者们也大受鼓舞。这是刚从永定县调至地区、负责文艺创作的省下放干部张惟的贡献。

  1977年春,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50周年,地区计划出版诗集《古田颂》和散文集《毛主席在闽西》。这两书自然由张惟负责组稿,刚从古田调回厦门不久的陈志铭被借回来编辑《古田颂》。另外,还计划创作关于古田会议题材的组歌。3月中下旬,地区在永定县举办文艺创作班,五六十位本地重点作者与会,张惟安排我参加组歌创作组,在永定县第二招待所,我写出组歌歌词的初稿,总题为《古田的道路》。由于思路不对,张惟领衔重写,并定名(古田颂》,作者署名:龙岩地区《古田颂》创作组执笔:张惟宏程张胜友谢春池蒋伯英。完稿日期为:1977年6月15日于古田。其实,重起炉灶,我并末参加(没请我),张惟尊重我的劳动,把我名字署上。此间的5月中旬,我和闽西文艺界的代表们一起前往省城福州,参加“文革”后本省第一次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会上,我建议组织曾插队闽西已调回厦门的知青诗人到古田,为诗集《古田颂》撰稿,张惟欣然同意整个创作活动的经费开支由他们解决。座谈会结束后,我返回厦门带着林培堂、陈元麟、刘瑞光、舒婷等重返闽西,先期到达古田,两天后卢建端才抵达,一同住进当时条件甚好的古田宾馆。这是厦门知青文学群体第一次重返闽西的文学活动,作为策划者和带队人,我深感责任重大。这次活动要求每人写一组诗,至少二首。每日参观,采访,写作。那几天当中,我和舒婷发生了二件不愉快的事情。“支部建立在连上”这句话应该如何解释?舒婷带着这个问题走入林培堂房间,并谈了自己的看法,恰好我也在那房间,林培堂说我比较了解,就把问题推给我,我做了一个不可否定的回答,舒婷听后以为不妥,我驳了一句,很直接又很不客气,舒婷气得转身出门,并把门扇用力一带。此为一,还有二。舒婷写出二首诗作,虽是革命历史题材的,却有她自己那种鲜明的抒情风格和语言表达,其中《泥土》那首尤好,有“用红色泥土雕塑”  (大意),这样句子,那时候,这样的意象罕见又美,但没有赤裸裸的歌功颂德也没有口号标语。我读后觉得不错,却知道不可能采用,尽管“左”祸已成强弩之末,这时候仍然不会让这样的作品公开问世。我依然很直接又很不客气地把意见说了,又弄得她不高兴。这毕竟皆属小事,万万没想到,突发一件大事,差点酿成大祸。肇事者乃卢建端。那天中午吃过饭,我们一行就要返程至龙岩,上午约莫10点来钟,林培堂、刘瑞光在我和陈元麟的房间里闲聊,突然卢建端脸色发青、失魂落魄地冲入我的房间,大声喊道:“春池春池我的房间着火了!”我们四人立即冲出去直奔天井对过他的房间,他房间的门却关着(原来,风把门吹上了),我们趴在窗口瞧,床上蹿着火焰,烧焦的味道漫出来。林培堂急中生智,从宾馆大门奔出去,绕到房间外边的那个开着的窗户,翻窗而入,打开房门,我们三人冲进去灭火……真是惊心动魄!这个卢建端,躺在床上吸烟寻找灵感,带火星的烟灰把床单烧起来……真把宾馆烧了,他肯定被打成纵火的反革命,我脱不了干系,张惟也推卸不了责任。好险!!!

  《古田颂》和《毛主席在闽西》出版不久,为纪念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入闽和古田会议召开50周年,中共龙岩地委成立了纪念“两个五十周年”领导小组办公室,张惟又抓紧散文集《伟大的战友》的组稿。1978年7月至8月,在古田举办了文艺创作班,聚集了几乎全地区最强的文学作者,福建人民出版社负责人及有关编辑也赴会。与老朋友重逢,又结识新朋友,不亦乐乎!得知张惟和陈耕正合作电影文学剧本《血与火的洗礼》,十分振奋,闽西文学的春天在古田展现最初的绚丽风彩。

  这些年,我在《福建文艺》、《福建日报》、《厦门文艺》以及《闽西文艺》发表了一批诗歌散文。那时,在《福建文艺》和《福建日报》发表一篇文学作品多难,因而,我在闽西文坛已相当受瞩目。特别是二个月前,我在《福建文艺》5月号刚发表以《放歌汀江畔》为总题的诗作二首,写的全是古田(即《古田的大街》和《留言簿》),为朋友们称道。在古田宾馆住了约莫一个星期,某个上午,突然通知我们全体搬离,据说要接待外宾,什么日本友人要住进去。我们只得搬到邻近的公社招待所,几十个人挤一个大间,睡上下铺的架子床,非常热闹。住进去这日中午,午睡时好友方彦富喊着一位正躺下去的年轻人:“马卡丹,来认识一下谢春池。”我一听忙过去和他握手。我也读过马卡丹的作品,只是未曾谋面。方彦富随口吟道:“悼领袖,柏油大街像黑纱,佩在古田的臂膀上——卡丹,这么好的诗句就是春池写的。”马卡丹少年老成地点点头。我另起话题,骂了好几声:“日本人有什么了不起,他妈的,他们来了几个,就不能和我们同住,我们中国人比他们贱!”大概初次见面我没一点温文尔雅,给马卡丹没留下什么好印象。当然,这并不要紧。大概住了二三天,我们又搬回古田宾馆。在古田的20多天里,我还抽空陪好友林咏去了一趟长汀,除此之外,我和方彦富及尤长兹还有其他作者,吃过晚饭后就到古田的大街散步,尽管是炎夏,古田的黄昏并不太热,我们也就散得悠哉悠哉。方彦富好几次都叹道:“春池,你把古田的这条柏油马路比作黑纱,太妙了。”这次笔会,我和方彦富、尤长兹合作《风展红旗过濯田》,和曾东宁合作《饶丰曲》,两篇散文皆收入《伟大的战友》。次年的1979年3月,这本散文集由福建人民出版杜出版了。

  在上杭10年间, 因没有文宇记录,无法准确说出去了几回古田,十回总该有,还能记得的至少还有70年代中期:好友厦门一中老三届女知青苏晓明调到古田公社招待所工作时,我寻访过她;作曲家葛灸、肖衍来闽西时拜谒古田,我是陪同者之一;《福建文艺》在上杭县举办文艺创作学习班,去古田采访,我随行,那晚还和蒋夷牧在古田宾馆打了一场乒乓球……在插队和教书于农村中学的10年,最喜欢的就是接到通知出来开会,特别参加文艺方面的活动,不仅精神上得到满足,肚子亦得到极大满足。乡下生活一日三餐罕见一点油腥,每月能吃二次猪肉已属打牙祭,出来开会,每天有猪肉吃,充满幸福感。古田宾馆的伙食最好,经常让我们吃得喷喷香,而且,住得很舒适,也算是一份难得的享受,每年总盼能来几回。1976年“四人帮”事件发生之后,我开始真正思考人生、社会、历史——虽然迟了,也慢慢觉醒,况且,我已非稚气少年,面对现实,特别是老区极度落后和农民极度贫困的现实,总有难言之痛,至70年代后期,再出来开会品尝好饭莱,似乎多了另一份不是滋味的滋味。

  1981年8月,巳调至泉州华侨大学的我,回到闽西,前往古田参加龙岩地区文化局举办的文艺创作班。参加该班的老朋友有:张胜友(1977年考入复旦大学)、陈志铭(1977年考入厦门大学)、伍林伟(1977年考入厦门大学),方彦富(1978年考入福建师大)、林咏(比我早一些时候从闽西调入华侨大学)、陈耕(已调往福建电影制片厂)、王光明 (1976年福建师大毕业留校任教的闽西客家人),初识者有何东平(1977年考入中山大学的闽西客家人),还有陈志铭、伍林伟厦大中文系的同学杨建新、黄启章和施群。创作学习班十几位作者几乎来自高校,而且有一半以上堪称“还乡团”。由于70年代后期,厦门知青的那批文学作者调离,本土青年作者不少考上大学,闽西文坛一下予冷落虚空许多,张惟身边只剩苏浩峰、陈小培、曾东宁等几位助手。这个创作班给闽西文坛带来一股清新的风,我谓之海风。那些日子,古田宾馆热闹非凡。每天晚上,入门的大堂成为舞厅,三洋三用机里舞曲“蓬恰恰”地响着,伍林伟施群黄启章领头跳起来,只有一个女孩林咏,舞伴显然不够,他们又把宾馆的两个年轻的女服务员拉来跳……在这尚未开放的山沟里,此举乃开风气之先,亦容易被诬为伤风败俗。据说古田纪念馆领导颇有微词,让张惟训导一番才不再言语。这次创作班收获最大应是施群,他恋上林咏,追了几年,有情人终成眷属,不失为朋友圈中的一段佳话。此次我重返闽西,感慨甚多,当我看到正在田里夏收夏种的乡亲,每每触景生情,续接调离前的那些思绪:  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那一场革命,就是为了使人民不再过苦日子,然而,老区人民当年为革命做出巨大牺牲,如今他们的生活还这样差,他们是否被亏待了?从这里走出去的将军、部长乃至国家领导人难道忘却了他们?这个困境如何才能改变?什么时候会改变?……好多年了我并没有找到答案,却还为此苦苦思索着。

  对闽西革命史真实了解始于1978年7、8月间举办的那个文艺创作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大讨论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伤痕文学产生强烈反响,被打倒的一大批老革命领导人相继复出,他们被涂抹篡改的历史也得到勘正。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古田会议纪念馆将很多以前绝不开放的调查档案让我们阅读,我们才发现“历史原来是这样”。在一些原始资料里,我读到这样一段史实,杨开慧还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关着,毛泽东就和贺子珍结为夫妻。这难道是真的吗?怎么能够这样呢?能如此发问,说明我还很不成熟。还听说当年在闽西朱德和毛泽东曾有过一场斗争,陈毅也与毛泽东有不小的矛盾。这一切都深深吸引着我,我决心深入地了解并研究那一段革命史,最终把它写成小说。12年之后,我以红军入闽和古田会议召开为题材,写出中篇小说《喷薄欲出——中国•1929的故事》并发表于《解放军文艺》1992年1月号。紧接着,1992年3月,我又动手写作以1932年红军攻克漳州为题材的中篇小说《东征之旅》。5月9日,我离开厦门自费到闽西,躲到古田宾馆继续写作。上次来古田的时间是1990年8月29日,匆匆路过,停下来吃一顿鲜美的早餐,就是这一顿早餐让我发现古田的豆腐非常好吃。已经整整11年未好好地游古田了,然而,七八天里,我只上街两回,平均每日以七八千字的速度赶稿,深夜11时以后才疲倦入睡。5月15日深夜,在那间没有电视机的简陋客房里,我正苦思冥想如何写聂荣臻元帅的那些片断,感到很累,起身走到宾馆门口,一位熟识的青年人问我:  “听了新闻联播没有?”  “没有。”  “晚上播了一条重要新闻。”  “什么内容?”  “聂荣臻元帅逝世了。”我愣了,恰好大堂里的电视重播这个噩耗,我不平静地坐下来观看……共和国最后一颗帅星殒落了,呜乎!哀哉!这一夜,我伏案写作至近2点……《东征之旅》在这年《昆仑》第6期头条位置推出。《喷薄欲出》和《东征之旅》是我迄今最为重要也影响最大的作品,我要深深感谢闽西,深深地感谢古田,同时,我也才觉得对得起那生活十年之久的红土地。

  从1990年至今,我去了古田十多趟。和我 1970年第一趟去相比,不,和我70年代最后一趟去相比,古田确实发生巨大的变化。1993年10月号《厦门文学》以整期篇幅推出我和何永先刘少雄(闽西青年作家、时均于上杭县任职)合著的长篇报告文学《才溪世纪梦》,  当时的鹭江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游斌读后受到启发,找我商议挖掘闽西题材,两人策划推出“红土地的今天”丛书,我和何永先刘少雄再度联手,合著关于古田题材的长篇报告文学《崛起的圣地》。1994年5月至8月我又一次次来古田采访。古田会址依旧,古田会议纪念馆依旧,古田宾馆依旧,古田大街却面貌一新,拓宽的街道两旁已不见矮房陋屋,高楼林立,路树街灯成行,店铺和单位一家接一家,让我惊讶的是几乎城市里有的行业,这里都有。这些年的古田名声大噪,不仅是革命圣地,而因大办水泥企业,所谓“十里山沟百家厂”,并非没有水分,事实却也十分红火。1986年古田改为镇建制,此后,经济迅速发展。显然古田不像以往那样贫穷,甚至露出一些富的迹象,还有许多古田人依然困苦,却有一批古田人进入小康,少数古田人成了大款。冰箱、彩电、高级音响、摩托车、电话已成寻常之物,拥有轿车的古田人亦非一二。站在古田的土地上,我分明感受到它的蓬勃生机。1991年,古田工农业产值达10667万元,在闽西率先成为亿元镇,可称得上中国老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  因而,我将其命名为“中国老区第一镇”。古田镇和上杭县的领导都很高兴。1996年鹭江出版社推出了《崛起的圣地》。经济过热过度的发展肯定埋下隐患,这不能不让我们忧虑,连片的水泥厂把青山绿水污染,驱车进入古田地界的吊钟岩一带往镇上走,一路上难得见到一片特别青翠欲滴亮绿可人的色彩。几年后古田的水泥厂几乎倒闭,那些被开采的山满目疮痍,名山吊钟岩已从这个世界消逝,生态失去平衡,代价极为惨重。吊钟岩下的小山村苏家坡因办水泥厂成了远近闻名的小康村,早数十年苏家坡就远近闻名,毛泽东曾在这里养了一段时间的病,村里有一个圳背岩洞,是毛泽东读书和藏匿的地方,我来这个岩洞参观多次,所写的古田题材的近20首诗作中就有一首《快告诉我,圳背岩洞》,”1994年5月到古田采访,苏家坡不可不来,自然又一次攀至圳背岩洞。当年对毛泽东极度崇拜的心态已不再了,不过,还觉得圳背岩洞留给中国革命史一个神奇意象,另外,更觉得圳背岩洞早成了苏家坡人一个图腾崇拜,否则,它也会被当作石灰岩开采去炼制水泥的。

  深入探寻,一次又一次,才更真实地了解、认识古田的革命史和生活在革命圣地的人。还存世的两个老红军的命运让我十分感慨。1994年87岁的马其昌,是闽西最有名气的老革命,1928年他开始从事地下工作,1929年参加古田暴动之后当了红军,打了许多仗,经历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走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之路,作为八路军三五九旅一员开垦南泥湾,解放前夕被分配到一家兵工厂。左眼残疾,脚也负伤……1965年退休回古田,“文革”期间,在古田车站摆摊卖茶水,有人说他给共产党丢脸,给社会主义抹黑。他反驳:我自食其力,丢什么脸?抹什么黑?1928年7月加入中共的古田人廖兆潘,1994午90岁。1929年参加闽西特委举办的毛泽东多次授课的训练班,结业后被派往上杭县委工作,国民党军队攻打上杭时,他被流弹击伤,伤好后在龙岩闽西苏维埃政府秘书处任职。1930年12月到漳州,在报社当记者,散发革命传单,宣传抗日,反对内战,被国民党抓过七次。由于种种原因,中共地下党组织未与他联系。阴差阳错,他后来到国民党漳州政府任军事科员,利用职务之便仍然进行地下活动,1949年获悉国民党特务要逮捕他,赶快逃至南靖。1958年他才回到古田。一个是有辉煌历史的老红军,另一个是有过“污点”的老红军,后半生的境况截然不同。我同时拜访了两位老红军。马其昌享受正厅级待遇,前年老伴过世,不久前又二度结婚,老伴是一位50多岁的中年妇女;廖兆潘曾被定为四类分子,开除公职,回乡接受改造,尽管1979年平反,却未列入“五老人员”行列,故没有工资,没有补助,只靠务农的孙子孙女供养,在20世纪中国的工农革命中,除非身居高位,否则,像廖兆潘这样的出身富家又有文化的革命者与出身贫穷又没文化的马其昌这样的战士的人生际遇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1995年8月18日,我们一行从龙岩来到古田,第三届红土地•蓝海洋笔会在这里开幕。一到古田宾馆,即见到打前站的张惟、曾昭寿等人,张惟开口说道:“谢老来了。”我以为他这是戏谑之称,笑道:  “你是我的前辈,尚未称张老,小弟年方44周岁,如何称谢老?”一旁站着的《闽西日报》副总编曾昭寿大有深意地笑着。张惟正色地答:  “不是我要这样称呼你,我和老曾前天来,镇里的领导问我‘谢老来了没有’,我以为他问的是龙岩老红军谢毕真,就答‘谢毕真没来’,人家说‘不是谢毕真,是谢春池’,把我们弄糊涂了。”我说:“老张,你写小说啊”?曾昭寿说:“老张所言不虚。”在场的人听了都哈哈大笑,从此“谢老”在闽西叫开了,后来,连晋江的几个青年诗人也这样叫。张惟和曾昭寿不解, 问我何因如此称我,我想了想说:“他们中学时代就读我的文章,从小形成一种崇敬心理,另则,去年我来古田,为他们命名‘中国老区第一镇’,很让他们鼓舞……”张惟听罢点头认同,我又说:“老张,我也开始称你张老,否则……”这个典故,在后来几届的红土地•蓝海洋笔会,总会再回顾笑谈一番。这次笔会去了两天梅花山,22日回到古田,24日离开古田,三天里又重读了一遍革命圣地,没什么新的收获,心情却十分愉悦。

  20世纪最后一趟去古田是在1999年7月10日路过古田前往坐落于梅花山腹地的步云乡,12日上午再次走入古田会议纪念馆,与当年上杭的省下放干部如今的老作家洪永宏、宋祝平、洪群等人结伴同行。在纪念馆的大厅里,站在何孔德所作巨幅油画《古田会议》之前让记者为我拍了一帧彩照,这帧彩照印在这年出版的我的中篇小说集《喷薄欲出》的封底上,和该书极为吻合。进入21世纪至今年,我已去了古田三趟:2003年10月5日, 2004年3月20日和5月20日。自90年代中期对古田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有较多关注后,现今再到古田关注面就更宽。古田会址在我眼里不再仅仅是古田会址,它还是一座祠堂、一座小学,又是一幢闽西的旧时建筑。它不仅是政治的,还是文化的;不仅是宣教的,更是审美的——只有这样,它才有其永久性,才更具吸引力。5月20日下午,我们一行从厦门乘火车来,同行作家中有1969年插队古田的陈志铭和1968年从省里下放到古田的洪群,还有1977年 5月一起到古田写诗的陈元麟,以及差点把古田宾馆烧起来的卢建端。第九届红土地.蓝海洋笔会在这里举办,东道主古田会议纪念馆负责人傅柒生到龙岩火车站接站,抵古田宾馆已深夜,白天到来的张惟和闽西文友们迎了出来,“谢老”的典故又适时地被“炒”了一番。这一趟来,我得再次重读古田,能否温故而知新呢?走过人生的多少风雨,古田作为我的一个文学驿站,我之去去来来,我之停停留留,我之徜徜徉徉,我之探探寻寻,都记入我生命的年轮。我明白我并未把古田及其红色往事铸成经典,更别说传世,这或许是一辈子都不能做到的事。但为自己与古田的这一份永远不了的缘,只要有感,我就会发,只要有情,我就会抒,只要有实,我就会记,绝不硬写,更不违心作文。革命是什么?革命不是使人类之生命沉沦黑暗而是走向光明,故我以为:革命性之本质是人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只有深入地挖掘人性,才具有更高的审美价值,只有超越题材,才会获得恒久的生命力。在古田的初夏再度感受75年前那个孕育春天的寒冬,我注定要和一个收成的秋季相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