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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陈丕显同志
发表日期:2015-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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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念陈丕显同志

.叶飞 张震

  陈丕显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我们和丕显同志是老战友,也是同龄人。多年共事,相知很深。追怀往事,不胜感慨。

  (一)

  丕显同志1916年出生在福建省上杭县一个农民的家庭。他13岁时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在红军长征和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丕显同志随同项英、陈毅同志在赣粤边游击区坚持斗争。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斗争环境是异常艰苦的。几天,以至于几周吃不到粮食,严重缺盐,风雨交加,露宿山林也是家常便饭。更为严峻的是,我们要在数十倍于我们的敌人的清剿当中,与敌周旋并展开斗争。不少革命先辈,如瞿秋白、刘伯坚等同志,都是在这个时期为革命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丕显同志生前在回忆这一阶段斗争时,讲到过梅岭事件。那是1937年5月初,由于叛徒出卖,陈毅同志是凭了高度机敏,才从敌人手里逃脱了出来。敌人围剿了游击队指挥部,项英、丕显等人躲在山坡的草丛之中,敌人放火烧山,只靠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扑灭了山火,才使项英、丕显等同志幸免于难。当时,陈毅同志日夜伏在丛莽间,在自料必死的万般危急的情况下,写下了著名的《梅岭三章》。

  那些诗句非常形象地再现了当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表达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理想和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我们和丕显同志这样一批革命青年,就是在这种环境之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也正因为如此,丕显同志虽然年纪很轻,但在老一辈革命家的带领之下,很快就开始担任重要的领导工作。

  (二)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和丕显同志都在新四军和后来的华东野战军工作。我们就是在这一时期和丕显同志相识,并先后共同战斗在一起,结下了革命的友谊的。新四军初创苏中根据地时期,苏中区党委书记先是陈毅同志,丕显同志任副书记。陈毅同志去苏北后,苏中区党委书记由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同志兼任。当时,叶飞同志担任一师副师长,丕显同志仍担任苏中区党委副书记。1946年粟裕同志率主力南下后,叶飞同志兼任苏中区党委书记,丕显同志继续任副书记,两人共住一个院子,当了半年多的邻居。工作上的配合十分默契。

  在苏中根据地的斗争中,发动群众是坚持抗战的生命线。丕显同志作为苏中根据地区党委主要负责人之一,不辞辛苦,奔走于全区各地,认真调查研究,及时总结经验。他深入群众斗争的第一线,为发动苏中百万农民投入减租减息运动;发动苏中根据地史无前例的民众参政活动;为配合主力部队,放手组织地方武装在抗战中大显身手;为组织“三冬”(冬防、冬耕、冬学)运动做出了重大贡献。苏中根据地群众发动得好,是我们党和军队得以在这样复杂条件下坚持斗争并发展壮大自己的根据所在。

  在苏中根据地的斗争中,搞好根据地的经济工作,是保障根据地生存,巩固和扩大抗战武装力量的另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工作。丕显同志一到苏中根据地,就注意认真学习党中央有关政策文件,虚心向民主人士请教,在过去只懂得打土豪的简单方法已不适用的情况下,学会并组织了根据地的税收工作。1940年,苏中根据地开始收税,其总额仅法币20万元;1941年,苏中根据地财政总收入达法币2000万元;1942年即达法币8550万元。在1943年,苏中根据地积极贯彻党中央指示,在全根据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促进了根据地经济繁荣,改善了人民生活,解决了我们党、政、军的财政困难问题。1944年车桥战役之前,区党委还发出了《关于开展节约运动的指示》。厉行节约,发展生产,成了根据地的对敌经济斗争的两个重要环节。丕显同志正是在抓苏中根据地经济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一点,为共和国成立以后,他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更自如地领导经济建设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苏中根据地的斗争中,统一战线工作也特别重要。丕显同志一到苏中,就认真向陈毅等同志学习,学习他们和韩国钧先生、朱履先先生等爱国民主人士真诚交友的榜样,学习做好统战工作的方法。丕显同志在苏中根据地坚持斗争十年,交了一大批民主人士的朋友。他与他们真诚相待,遇事常虚心向他们请教,关心他们及其家属的生活,时时处处注意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正是由于这样,苏中根据地不仅在抗日战争时期,而且在解放战争中,我们党的事业都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开明绅士和进步民主人士的支持。

  我们在战争年代都是主要做军事工作的。丕显同志则一直做地方工作。在我们的印象中最深的就是丕显同志作为地方党的负责人,对军队工作的支持与配合特别好。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我们党领导下的政府机关及人民群众,无时无刻也离不开自己的子弟兵。同样,军队也无时无刻离不开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军民关系确实是一种鱼水关系。在抗日战争年代,丕显同志就一直对做好主力部队战斗的后勤工作高度重视。粟裕同志和叶飞同志,一直对丕显同志对军队工作的配合感到十分放心和满意。在解放战争期间,丕显同志仍然一直留在苏中地区坚持斗争。著名的淮海战役准备期间,张震同志奉粟裕同志之命,为战役的后勤准备找丕显同志联系工作。当时,张震同志还不认识丕显同志,他曾请示粟裕同志“怎样和陈丕显同志打交道?”粟裕同志回答:“你跟地方打交道不是很有经验吗,丕显同志非常关心部队,都是老红军,只要说明来意,问题就好办了。”不想,张震同志初见丕显同志,刚刚说明来意,他马上把有关工作布置好了。张震同志很快地就从丕显同志那里得到了所需要的全部粮食、担架、民工。在淮海战役中,身为华中工委书记的丕显同志亲自领导以贺希朋为司令、曹荻秋为政委的华中支前司令部,通过巨大而细致的工作,仅在华中地区就动员了民工107万人,其中随军民工22.5万人,担架1.5万多副,小车8万辆,供应粮食0.55亿公斤。华中地区的军民,有力地支援了淮海战役,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立下了功勋。

  (三)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虽然没有与丕显同志在同一单位共事,丕显同志在上海市工作,叶飞同志在福建省工作,张震同志在华东军区工作。大家都在华东地区,经常在一起开会,相互之间也常来常往。

  解放初,在百业待举、百废待兴的繁重任务面前,丕显同志奉调到上海市工作,他协助陈毅同志,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为镇反、肃毒、禁赌、禁娼、荡涤旧上海的污泥浊水,维护社会安定;为平抑市场物价,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和生活秩序,作出了巨大努力。其后,丕显同志作为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之一,为上海工业生产的全面恢复和发展,支援全国重点建设和边疆建设,为充分利用沿海老工业基地的优势,进一步调动广大工人、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的积极性,促进上海工业得到合理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上海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

  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是,丕显同志对作为老区的家乡人民的生活情况,始终十分惦念。1960年春,应叶飞同志的邀请,丕显同志回到了阔别28年的福建老家。当他发现老家的乡亲因为受到当年浮夸风的影响而吃不饱饭,生活还很困难时,立刻找家乡干部和群众座谈、了解情况,并及时把事实真相报告给叶飞同志,使福建省委立即采取措施,及时解决了龙岩地区的实际困难。当时正值困难时期,加上我们的工作也发生了不少问题,丕显同志回家乡,发现问题快,反映得也快,帮助福建的同志及时解决了问题。据说丕显同志从家乡回到上海之后,又迅速在他所负责的上海地区进行了及时的调查研究,也解决了不少上海地区在这一时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丕显同志的这一做法,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赞扬。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之中,丕显同志因在上海工作,受到林彪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迫害,被关押长达十年之久,亲属也受到株连。对林彪、“四人帮”的诬陷和胁迫,丕显同志毫不妥协,坚持原则,坚持真理,与这两个反党集团面对面地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

  早在1967年2月初,中央决定,并由毛主席亲自批准,对部分受到严重冲击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同志采取保护性措施。当时,华东地区的各省、市第一书记们大都被中央派的专机接到了北京,只有丕显同志由于被张春桥扣住不放,而未能到京。为此,谭震林同志、陈毅同志曾在党中央政治局和当时中央文革小组召开的会议(即著名的“怀仁堂碰头会”)上义正辞严地责问张春桥等人。这件事后来成了被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诬蔑成所谓的“二月逆流”中的一个重要情节。“二月逆流”被批判,也致使丕显同志一直被“四人帮”扣在上海不放。直到1976年10月中旬,丕显同志历经劫难之后,终于在小平同志的亲自安排下被党中央召回北京,被安置在中组部的万寿路招待所。当时住在万寿路招待所的还有宋任穷、叶飞、江华、江渭清、廖志高等一批老同志。(张震同志在总后工作,住得很近,也经常去看望丕显、叶飞及其他老同志)老战友们劫后相逢,比邻而居,真是格外亲切。

  直到“四人帮”被粉碎之后,丕显同志才恢复工作。他于1977年2月先调任云南省委书记,同年7月调到湖北,任省委第一书记。

  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丕显同志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同年10月调中央工作,担任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叶飞同志也先后到海军、人大工作。张震同志早在1975年调到北京军队系统工作。我们又成了邻居而常有往来;共忆过去的战斗和工作,共同向往党和国家的美好未来。

  丕显同志虽然离我们而去了,但我们深信: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引下,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丕显同志和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特别是小平同志设计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定会在我们国家胜利实现。